编者按      

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关键路径，是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要基础性工作。研究团队在长期研究的基础上，系统总结了我国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的发展历程与实践进展，深入分析阐释了当前核算存在的问题、不足与认识误区，进而提出了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未来推进的重点方向。鉴于研究内容的推进进度，研究团队对“核算技术”栏目系列文章的内容进行了调整，敬请关注。                        
     

本期发布的内容为我国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的研究发展历程和地方实践推进，此文是拟发表论文的部分内容。      

• 第一期  厦门GEP核算：从科学研究到统计年鉴

• 第二期  我国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的研究进展与实践推进

• 第三期  当前我国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 第四期  我国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的认识误区与推进建议

 

       

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重要举措，是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要基础性工作。近年来，相关学者和科研机构围绕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的基础理论、技术方法与成果应用开展了大量研究，生态产品价值核算逐渐成为生态经济学的热点与难点。2021年《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以下简称“两办意见”）的发布将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推向高潮。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早期可以追溯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历经二十余年的发展，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的基础理论与技术方法均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并逐渐引发决策者的广泛关注。充分了解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的发展脉络和实践动态对于建立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此基础上系统梳理了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的研究发展历程，总结形成了主要技术流派，深入解读了国家整体部署和地方实践推进，发现当前研究普遍将生态产品价值等同于生态系统生产价值（GEP）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图1 我国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研究的发展阶段

从2012年党的十八大的召开至2021年两办意见发布前这一阶段被认为是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的实践推进阶段。发展和实施生态产品价值核算试点，探索推进核算结果的应用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两山”理念逐渐成为贯彻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主线，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作为“两山”转化的实践抓手，受到决策者的广泛关注。2013年，欧阳志云等提出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的概念^[19]，将其界定为终端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总和用以衡量生态系统的运行状况，并于2021年作为综合指标被纳入最新的SEEA-EA框架^[20]。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国家统计局、自然资源部等先后部署实施了一系列GEP核算试点，探索为生态补偿标准和政府绩效考核提供技术参考。基于实践需求，地方政府与科研机构尝试探索由地方自主开展的GEP核算体系。厦门于2018年首次构建了基于统计报表法的GEP业务化核算体系，在科学模型核算基础上建立了业务化统计经验模型，设计了一套完整的编码系统和数据报表系统^[21]。随后在2021年深圳建立了“1+3”GEP核算制度体系，以实施方案为统领，涵盖一项核算地方标准、一套核算统计报表和一个自动核算平台。浙江省丽水市作为全国首个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城市，构建了市、县、乡、村四级GEP核算体系。在这一阶段，相关概念逐渐由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逐渐过渡到GEP核算，并以“政府部门+科研机构”的模式推进行政区域GEP核算试点研究，但主要在自然资源禀赋较好的局部地区展开，并围绕森林、荒漠、湿地、海洋等初步形成了技术规范，尚未在全国范围内全面铺开。

2021年两办意见的发布将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提升到新的战略高度，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工作自上而下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深化铺开。进入这一阶段，政府部门尝试推动生态产品价值核算走向标准化与规范化，科学与决策的联系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加强。各级地方在国家总体战略的引领下纷纷出台相关实施方案和意见，核算试点不再局限于国家部门的零星部署，而是从省、市、县各级层面全面推进试点工作建设。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目前，我国与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相关的各级试点已覆盖17个省份、50个地级市，超过160个县区，先后投入超3亿元（图2）。与此同时，部分地区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技术规范或指南，用于指导地区深入推进核算工作。在这一阶段，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成为由政府主导开展，并在核算规范发布、核算试点探索和核算结果应用等领域全面推进的重点基础性工作。

在整个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的发展进程中，核算方法一直是研究的重点和热点，虽然已经形成了大量研究成果，但尚未形成一套科学、统一、完整的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方法体系。早期研究中，已有部分学者对核算方法进行了总结和梳理，包括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定量评估的能值分析法、物质量评价法、价值量评价法^[23]，以及从经济学角度归纳形成的市场价值法、非市场价值法、条件价值法和集体评价法等^[24]。但随着核算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核算方法的技术流派需要进一步梳理和归纳，本文通过系统梳理近期国内外相关研究方法的异同，进一步将核算技术流派划分为生物物理模型法、当量因子法、能值分析法和统计报表法（表1）。

生物物理模型法是指利用本土化监测数据和参数，在运用科学模型进行实物量核算的基础上，得到生态系统服务货币化价值的方法，是当前应用最为广泛的方法。这种方法核算结果精度高，核算过程科学性强，易于支撑本土化决策，是所有核算方法的基础，但由于核算过程复杂，对数据要求较高，导致目前只能由科研机构实施开展，不利于业务化部门自行开展核算。这种方法当前主要应用于调节服务类生态产品的核算，但由于同一种核算科目涉及过程模型、机理模型、经验模型等多种选择，导致不同区域的核算过程不可重复、核算结果无法比较。

表1 典型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方法比较

当量因子法是基于生态系统单位面积价值进行核算的典型方法，在区分不同类型生态系统服务实物量的基础上，基于可量化的标准构建不同类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当量，进而结合生态系统分布面积进行评估^[10]。谢高地等结合专家知识构建了中国陆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因子表，并先后在中国陆地生态系统全域、青藏高原区域等开展了价值核算^{[25, 26]}。这种方法可操作性强、数据需求少，易于非专业人士掌握，可以实现核算结果的重复和比较，多应用于大尺度范围内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评估，但核算精度有所欠缺，无法消除不同区域生态系统类型的内在差异。

能值分析法是指在生态系统服务实物量核算基础上，通过能值转换率统一转化为太阳能值的核算方法，进一步结合能值货币比得到生态系统服务货币化价值。喻锋等基于能值分析核算了中国2008年的GEP价值^[27]。能值分析法克服了不同级别生态产品和服务量纲不统一的问题，从地球生物圈能量运动出发，统一以太阳能值来表达某种资源或产品在形成或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所有能量^[28]，但这类方法基础理论体系尚存在缺陷，能值转化率多建立在国外经验参数基础上，本土服务量问题仍有待解决^[29]。

不同核算方法呈现不同的特点，生物物理模型法是基础，是保障生态产品精确核算的前提；当量因子法是实现简易核算的重要途径，为统计报表的设计提供借鉴；能值分析法是其他核算方法的重要补充，是完善核算体系的重要工具；统计报表法是业务化核算体系的核心组分，是建立统计核算制度的重要组成。充分认识每种方法的优点和缺点，可以为建立科学统一的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体系提供有效支撑。

两办意见对构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制度框架体系规定了六项重点工作，其中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是与生态产品调查监测并列的两项重要基础性工作之一。两办意见从制度建设和规范形成两个方面对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一是建立行政区域基于报表系统的统计核算制度。两办意见明确指出要“探索构建行政区域生态产品总值和特定区域生态产品价值评价体系”和“建立覆盖各级行政区域的生态产品总值统计制度”，一方面明确了核算区域要以行政区域为主，另一方面也指明了核算方法要建立统计核算制度。建立统计核算制度是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的重大创新，是按统一规范的实施办法和标准对统计资料进行综合分析的行动准则，而统计报表是建立统计制度的重要组成，明确了表格形式和数据来源，保证了资料搜集的规范性和时效性，建立基于报表的统计核算制度是地方自主开展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的必由之路。

二是制定反映生态产品交换价值的核算技术规范。当前在核算过程中普遍将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等同于GEP核算，但两办意见指出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不仅体现了“生态产品数量和质量”的生产价值核算，也反映了“体现市场供需关系的生态产品价格形成”和基于“市场交易、经济补偿等手段”的经济价值核算，不能简单将生产价值等同于交换价格或经济价值，要以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为导向，探索制定反映生态产品经济价值的技术规范，逐步推进核算标准化。在核算流程上，鼓励“先行开展以生态产品实物量为重点”的价值核算，也进一步表明实物量核算是价值量核算的前提和基础。

截止到目前，我国已有15个省份相继出台了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实施方案或意见，均把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作为重点工作实施推进（表2）。在整体推进过程中主要遵循“顶层设计-试点实践-标准完善”的总体思路，以技术规范来指导行政区域开展价值核算，在实践中发展问题、总结经验，最终形成完善的核算标准；其次，在核算试点的推进过程中，地方在国家要求基础上补充强调了围绕生态要素开展试点核算的内容，根据区位特点和资源禀赋，重点围绕森林、海洋等单一生态系统开展探索；再次，部分地区明确提出建立统计报表制度的具体要求，江西、江苏、浙江、河南、广东、内蒙古六省在实施方案中要求加快建立覆盖各级行政区的统计报表制度和统计核算工作体系，为将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数据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奠定基础；最后，地方进一步明确和划分了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涉及的部门和具体分工，重点涉及发改、统计、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职能部门，也间接表明核算是一项需要多部门协同推进的综合性、系统性工作。

各地在广泛开展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的基础上积极推进核算结果应用，尤其是在绩效考核、绿色信贷等方面开展了较多探索。多地探索建立GEP与GDP“双核算、双运行、双提升”的考评机制，广东省深圳市、惠州市等将GEP核算结果全面应用于党政领导干部绩效管理，以补充完善生态文明绩效考核体系。将GEP核算结果用于绿色金融信贷也是当前地方实践探索的热点，浙江省丽水市、山东省蒙阴县等以GEP核算结果为授信额度基准实施“GEP贷”；位于浙江省缙云县的大平山光伏发电项目像GEP核算结果作为企业购买生态产品的价格基准；四川省崇州市严家湾村依托GEP核算结果将具备旅游资源的生态资源转化为市场价格作价入股，实现生态资源向经济价值的转化。

综上所述，我国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工作已经形成了以国家总体战略为引领、以地方具体实践为抓手的推进格局，各地主要围绕核算规范制定、核算试点推进以及核算结果应用等方面开展重点探索，但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作为一项涉及多领域、多行业的复杂系统工程，仍需要在基础理论、技术方法和结果应用上持续发力，以建立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统计核算制度为导向，不断完善统计方法，推进业务能力建设，使核算结果真正成为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制定的风向标，成为与GDP同样重要的“指挥棒”。

本期编辑|张 琳

责任编辑|张林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