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促进
编者按
党的二十大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列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内涵，并将“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写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在长期研究基础上，本研究从生态学的角度阐明了共生是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重大跃升，揭示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必由之路，探讨了面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如何做好自然资源产权改革大文章。
研究成果已发表于《中国土地》
2022
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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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研究成果分三期予以介绍，相关内容有所修改完善。
自然资源产权改革大文章
自然资源领域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主战场。自然资源是生态产品的生产载体，生态产品是自然资源的结晶产物。自然资源是存在于生态系统中的存量，生态产品则是由自然资源与人类劳动共同作用而产生的流量。自然资源为生态产品的生产提供了最基本的物质基础和空间保障，为生态产品交换和利益分配提供产权依据[1]，也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制度基础。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必须做好自然资源产权改革的大文章，探索建立自然资源领域的八项制度，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制度保障。
探索将原有的政府补贴式、被动式的生态保护补偿转变为生态产品购买，建立起政府主导的、以生态产品产出能力为基础的差异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依据森林、草地、湿地等典型自然资源要素的生态产品产出能力，研究构建典型生态产品分等定级体系及定级标准，为生态保护补偿资金分配提供依据；综合考虑生态保护、民生改善、公共服务的需求，建立体现“山水林田湖草沙”等自然资源要素质量差异的生态产品分级价格体系，使自然资源权益人、代理人的补偿性收入与资源要素质量挂钩，充分调动相关方主动开展生态保护的积极性
。
依托具有明确产权的自然资源通过所有权、使用权、经营权、收益权等产权流转实现生态产品价值增值[2]。探索生态产品价值通过出让、转让、出租、抵押、入股等资源产权流转方式，对碎片化的自然资源经营权和使用权进行集中收储和规模化的整合优化，转化形成权属清晰、可交易的优质连片自然资源资产，使自然资源作为生产要素投入经济生产活动实现价值增值；探索自然资源以经营权和收益权充分调动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修复，巩固提高生态产品供给能力；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推动生态修复成本内部化，探索附带生态修复成本或生态保护修复条件的供地等土地资产配置方式，实现生态产品价值显化外溢。
鼓励设定自然资源区域总量控制目标要求，不能满足资源总量要求的区域与资源丰富区域的政府之间通过协商机制让渡资源配额指标[3]。探索将森林、草地、湿地等自然资源总量纳入纵向财政奖补指标体系，激励完善资源总量管理制度；研究制定森林覆盖率、湿地率、自然岸线率、基本农田率等约束性指标考核办法，鼓励以省市为单位制定自然资源要素总量控制目标，构建基于数量、质量等各种要素之间的换算方法，构建基于要素的交易价格体系，并搭建自然资源总量配额交易平台，实现区域自然资源有效配置。
借鉴推广“地票”交易制度，探索自然资源开发占用者购买资源指标的交易模式，建立市场交易机制将可流转的额度作为自然资源开发配额。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相关规定前提下，探索基于森林、草地、湿地等的占用补偿机制，占用主体通过市场化购买或自主营造等方式，补偿与所占用森林、草地、湿地相等的生态当量，实行自然资源占补平衡，鼓励开展指标交易；探索基于生态券的开发配额交易机制，研究制订生态券核发和交易办法，探索通过票据化手段将生态产品生产与生态修复、国土绿化等工程手段联系起来，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探索生态产品受益区域与供给区域之间通过经济、社会、科技或人才等方面合作实现生态产品价值。探索推动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生态体系建设，形成龙头企业、配套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第三方平台、金融机构等协同联动、竞合共生的生态发展格局，共同推进产业协同发展；鼓励依托清新空气、干净水源等生产消费关系明确的生态产品，通过共建园区、飞地经济等形式建立区域协同机制，推动资源、要素的跨区域流动，以国内生产总值、税收和财政收入的形式加以实现，以生态产品的价格建立起双方合作的利益共赢机制。
探索通过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等金融方式融入社会资本，盘活自然资源实现存量资本经济收益[4]。以生态产品供给能力、价值实现潜力、市场需求等作为分类依据，建立与国民经济既有衔接性又不重复的生态产品产业分类目录，为绿色金融扶持生态产品提供支撑，指导生态产品开发利用及产业化经营，促进生态产品增值溢价；积极推进农村专业合作社建设，创新开展自然资源产权抵押、融资等业务实现产权内部流转，用市场机制破解“难度量、难抵押、难交易、难变现”的绿色金融扶持难题，有效支撑生态产业发展。
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是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要基础性工作。建立可复制推广的计量核算体系，研究建立生态产品价值统计方法，构建完善的调查监测体系，研究基于统计报表的业务化核算体系；探索建立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生态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形成以价值为基础的生态产品价格市场竞争机制，根据生态产品质量、供求关系、生态保护成本等因素形成生态产品价格；探索将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结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制定生态产品价值保质增值的目标和任务，各级政府在向人大常委会报告经济发展的同时报告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结果。
建立生态产品绩效考核制度是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要保障。在现有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体系基础上，构建完善反映生态产品供给能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程度和推进工作成效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与考核办法；探索建立生态产品供给区和受益区的差异化考核机制，建立对口帮扶机制的双方，设置被帮扶地区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工作目标，并将其与帮扶地区领导政绩考核相挂钩，带动其扶持的积极性，推动区域协同发展；建立激励约束机制，探索将考核结果作为国土空间布局优化、用地指标分配与转让、项目资金安排、财政转移支付、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重要依据。
[1] 黎元生. 生态产业化经营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18(4): 84-90.
[2] 马建堂.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机制与模式[M].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19.
[3] 张林波, 虞慧怡, 等. 国内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实践模式与路径[J].环境科学研究,2021,34(06):1407-1416.
[4] 高吉喜, 范小杉, 李慧敏, 等. 生态资产资本化：要素构成·运营模式·政策需求[J]. 环境科学研究, 2016, 29(3):315-322.
本期编辑|梁 田
